讀書生活出版社桂林分社職員合影

抗戰(zhàn)時期，從滬遷渝的讀書生活出版社（以下簡稱“讀社”），在中共南方局的領導下，在國民黨統(tǒng)治區(qū)里的重慶建立起首批出版機構，為抗日民族統(tǒng)一戰(zhàn)線的形成、為全國廣大讀者接受先進文化思想的傳播作出了巨大貢獻。

讀社遷渝前

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，成為中國革命文化的第一批出版機構。

讀社是在什么情況下產生的呢？讀社原系1934年11月由李公樸、柳湜、艾思奇、夏征農主編的《讀書生活》半月刊（由上海圖書雜志公司發(fā)行），對外往來又稱“讀書生活社”，后來的讀書生活出版社就是在這一基礎上建立的。最初地點設在上海的靜安寺路（今南京西路斜橋路71號）。除李公樸是創(chuàng)辦人外，主要的參與者有陶行知、沈鈞儒、章乃器、湛小岑、艾思奇、柳湜、胡繩、黃洛峰、鄭易里等，汪侖為具體籌辦人。艾思奇籌款1000元，鄭易里出資3000元，讀社成立后，李公樸任總經理、汪侖任經理、柳湜任出版社主任、艾思奇任編輯部主任。李公樸原是上?！?span id="djwune4" class="candidate-entity-word" data-gid="3157941853752775538">申報》流通圖書館館長，為了以先進思想輔導青年學習，解答青年在讀書、生活中所遇到的疑難問題，他與地下黨員柳提、艾思奇等在館內設立了一個讀書指導部，并在《申報》開辟一個讀書問答專欄，很受青年讀者的歡迎，可是被國民黨反動派視為“眼中釘”，不斷向《申報》施加壓力，企圖迫使其取消讀書問答專欄。因此，李公樸等人商討后決定自行出版一個刊物——《讀書生活》半月刊?！蹲x書生活》半月刊問世一年，敢于堅持真理，用巧妙方式傳播馬列主義，深受各界青年喜愛、社會好評。為滿足讀者需要，艾思奇、柳湜等將《讀書生活》上發(fā)表的文章，選編成單行本，還陸續(xù)出版了其他多種書籍，以讀社名義出版?！蹲x書生活》半月刊從第三卷起，由讀社自主發(fā)行。從此，“讀社”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，成為中國革命文化的第一批出版機構。

1936年11月，李公樸等上海救國會領導人遭到國民黨當局逮捕。在此同時，《讀書生活》半月刊也被查封，讀社的出版發(fā)行工作受到了嚴重影響。

1937年1月，中共地下黨員黃洛峰出任讀社經理，在國民黨統(tǒng)治的黑暗中挑起了重擔，并繼續(xù)出版《讀書生活》半月刊。當時讀社剛出兩期，卻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查禁。在此情況下，讀社想方設法，先于同年2月創(chuàng)辦了《讀書》半月刊；接著，改頭換面以《生活學?！钒朐驴x出版；緊接著，抗戰(zhàn)爆發(fā)后，又出版《戰(zhàn)線》五日刊；另外，讀社還出版了柳湜主編的《大家看》半月刊、艾思奇主編的大型理論刊物《認識月刊》等，用這些書刊頑強地同國民黨反動勢力作針鋒相對的斗爭。

1937年7月全面抗戰(zhàn)爆發(fā)后，上海與內地交通阻塞，發(fā)行工作舉步維艱。當時湖北漢口已成為全國軍事、政治、文化中心，中共長江局和八路軍辦事處也在漢口成立。因此，從長期抗戰(zhàn)考慮，黃洛峰決定先派萬國鈞到漢口做遷漢口的準備工作。同年10月，萬國鈞親自率領趙子誠、徐逸二人并攜帶一部分書籍紙型到漢口，主持全面工作。鄭易里、劉麟等則繼續(xù)在滬堅持出版、印刷，以供應內地讀者的需要。這樣，湖北漢口的讀社實際上就成為讀社的總社了。

為了便于同滬社聯(lián)系，將滬社翻印、出版的書籍轉運到漢口等內地，黃洛峰于1938年4月派萬國鈞到廣州設立辦事處。同年夏季，武漢軍事形勢漸趨緊張，國民黨確定重慶為陪都，其黨政機關全部遷往重慶，因此生活書店、新知書店等也已先后在重慶開設分店。讀社在武漢淪陷前，黃洛峰等冒著日寇敵機轟炸的危險，先后分批撤離，在重慶會集，做好了前期遷渝籌備工作。

但是有一個問題始終使黃洛峰舉棋不定：讀社總社究竟設在廣州還是重慶？從當時形勢看，由于滬社還能大量出書，因此，不論是編輯、出版、印刷、發(fā)行、運輸，廣州比重慶在地理條件上有更大的優(yōu)越性?？偵缭O在廣州，對讀社今后在內地工作的開展至關重要。為此，1938年10月初，黃洛峰毅然決定將總社由漢遷粵，并派趙子誠搭乘中央銀行西赴重慶的包輪，將運去重慶的紙型提回漢口，再由漢口押運到廣州?？墒遣涣?span id="jycmd68" class="candidate-entity-word" data-gid="8058412561926094367">輪船未開到宜昌，即得知日寇已于10月12日在廣東大鵬灣登陸，并向廣州發(fā)起進攻。趙子誠知道不能再去廣州了，于是趁輪船?？恳瞬b卸貨物，立即向武漢發(fā)報請示，當即獲得黃洛峰“可即赴渝，去粵作罷”的回電。故此，趙子誠等人帶著貨物直赴重慶。

讀社遷渝后

設立門市部、與國民黨當局斗爭……克服重重困難做好出版發(fā)行工作。

1938年10月下旬，讀社正式在重慶展開工作，在重慶比在武漢困難得多，印刷廠少、印刷條件較差、交通困難，出版運輸發(fā)行都很不方便，連辦公地點都是臨時租用的重慶武庫街新生書店的二樓。讀社剛到重慶，除了翻印、再版一些暢銷書，譬如《大眾哲學》《通俗社會科學二十講》等，仍然同在漢口時一樣沒有專職編輯人員，稿源主要依靠章漢夫、柳湜、胡繩、許滌新、林默涵等人的鼎力支持。

1939年春，陳楚云、趙冬垠到重慶總社之后，加強了讀社的有生編輯力量，陸續(xù)出版了《學習生活》《文學月報》《新音樂》等雜志。此外，還出版了由艾思奇在延安組織的一批書稿，《哲學與生活》《哲學選輯》《論民主革命》等。

為配合國際反法西斯戰(zhàn)爭進入反攻階段，讀社還組織出版了《歐洲反法西斯的民主運動》《東京的統(tǒng)治者》《日本民權運動史》《南洋各國論》《偉大的蘇聯(lián)》《今日之美國》等；文藝方面，則有柯仲平的朗誦詩《邊區(qū)自衛(wèi)軍》《平漢路工人破壞大隊的產生》以及馬健翎的《民眾戲曲集》等。

讀社為彌補重慶印刷力量和印刷技術的不足，就把有些書籍的稿件紙型送上海排版、翻印。如《資本論》全譯本，是在上海印刷后運內地的；冼星海的《黃河大合唱》因系五線譜，也不得不送上海制版印刷；《學習生活》《文學月刊》則從重慶寄紙型到上海重印發(fā)行。在上海印刷出版后運內地銷售的書籍，還有《資本論》《資本論通訊集》《資本論的文學構造》《辯證唯物論辭典》《列寧論戰(zhàn)爭》《列寧的社會主義和戰(zhàn)爭》《民族問題大綱》《卡爾·馬克思》《列寧傳》《斯大林傳》《蘇聯(lián)內戰(zhàn)史》《人怎樣變成巨人》《列寧在1918》《列寧在十月》；林波秋、蔣天佐主編的新中國文藝叢刊《鷹》《高爾基與中國》《魯迅紀念特輯》以及陳學昭主編的《延安訪問記》等。

讀社由于業(yè)務擴展，總社和滬社先后派出鄭權、孫家林、趙子誠等，赴桂林、昆明、貴陽、香港、成都設立了分社，總社在這時先后吸收了吳忠谷、丁仙寶、王芝芬、吳毅潮、寧起枷等多人參加工作。為了加強各社聯(lián)系，交流經驗，互通情況，總社還編印了一份《社務通訊》的內部油印刊物，由黃洛峰題寫刊頭。先后由劉少卿、趙子誠、范用負責編輯，一直出了30多期，起到了很好的助推作用。

讀社在上海、漢口只做批發(fā)和郵購業(yè)務，未設門市部。到重慶后，總社派赴各地成立的分社，都以設立門市部為主要經營，唯獨重慶總社仍無門市部。一個書店沒有一個門市部和廣大讀者直接見面，對工作的開展總是有些不便。因此，成立門市部既是社里工作人員，也是廣大讀者的愿望。后來，讀社在武庫街南端十字路轉角處，找到了一個理想門面，布置得樸素大方，盼望已久的門市部，指日便可以開張了。然而有一天，日本侵略者的飛機又來肆意轟炸，將竣工的門市部全部炸毀，成為一片廢墟。讀社工作人員化憤恨為力量，不久又在武庫街附近的魯祖廟街修建了一個新的門市部。隨著讀社出版事業(yè)的發(fā)展，后來門市部又搬遷到民生路。

在國統(tǒng)區(qū)的陪都重慶，讀社搞出版發(fā)行工作是困難重重，主要是因為受國民黨“戰(zhàn)時圖書雜志原稿審查辦法”的摧殘：國民黨使他們的一些書籍夭折在搖籃里，不能出版；讀社一些已經通過審查并印上了審查證號碼的書籍，也仍避免不了查禁的厄運；大量分店的書，無端被沒收查抄；大量郵寄到各分店的郵包，無端“丟失”，實際上是中途被國民黨特務沒收了。為對付這種摧殘出版事業(yè)的行為，總社、分社采取了許多巧妙的斗爭方式，堅持進行發(fā)行工作。首先，準備幾個秘密倉庫，將書籍分散存放，根據門市需要，適時提取補充；接著，在門市部只展示一小部分書籍，其余就近隱藏，隨要隨取，有的書則干脆不在門市部出售，而是暗暗地售給可靠讀者，以及通過他們秘密地售給其他讀者；其次，加強郵購工作，在郵寄包裝上偽裝，以躲過郵局的檢查使書籍安全到達讀者手中?？偵缭洺Ｊ盏揭岳盍缑x從延安天主堂寄來郵購書籍的購書單，他們就照書單發(fā)去，后來才知道，這是毛澤東要的書。讀社的大家非常高興，并以此引以為無上光榮，于是，積極搜羅每種所需的書刊，紛紛發(fā)往延安，這項工作一直持續(xù)到抗戰(zhàn)勝利才停止。

重慶總社的條件十分艱苦，但大家工作、學習的熱情都非常高，白天緊張地投入各自負責的出版、發(fā)行等業(yè)務中，晚上又各自進行救亡活動或學習活動。其間，黃洛峰還帶領大家學習政治經濟學，大家討論得非常熱烈，有時爭得面紅耳赤。中共南方局的《新華日報》和生活書店經常組織報告會，讀社同志均參加，先后聽了周恩來、鄧穎超、董必武等中共領導人的報告，中蘇友好協(xié)會還請郭沫若等作報告，使大家受到了很好的政治思想教育。

1940年8月，根據中共南方局書記周恩來的指示，為了保存三家（生活、讀書、新知）進步書店的力量，加強敵后抗日根據地的出版工作，讀社派出趙子誠（劉大明）偕同生活的李濟安（李文）、新知的陳在德（王華），攜帶一部分資金和紙型，到山西太行八路軍野戰(zhàn)總部所在地——山西遼縣（今左權縣）開辦了華北分店。隨后三家書店又派出柳湜、冬垠、徐律到延安開辦了光華書店，這樣逐步發(fā)展了三家書店的出版事業(yè)。

1940年10月，國民黨反動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，特別是“皖南事變”后，四川大后方的重慶，完全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中。三家書店的外地分店，被國民黨反動派摧殘殆盡，讀社重慶總社也處在特務嚴密監(jiān)視之下。讀社的工作本來就是半公開，有時是全公開，因此，黨也不能進行強有力的領導。為此黨中央決定，社里受地方黨領導的黨員，統(tǒng)一歸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單線聯(lián)系。組織關系理順后，徐冰及時傳達了周恩來對三家書店“疏散人員，隱蔽精干”的指示，要求黃洛峰迅速作出部署，以對付國民黨反動派更加猖狂的迫害。

正當這時，陳學昭《延安訪問記》的紙型，在上海郵寄到重慶的途中，被國民黨特務查獲。國民黨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據此“請”黃洛峰前去“談話”，結果紙型被沒收，人也被扣留一天才釋放。這樣黃洛峰已無法在重慶繼續(xù)活動，故此秘密前去香港，陳楚云也南下海外。其他工作人員也根據周恩來的指示，利用各種關系，或去當教員，或去其他書店工作，一一疏散。這時的讀社里只留少數人看守門面，要求他們一定要堅持到最后，決不能自行停業(yè)。

1942年春，黃洛峰返回重慶。遵照周恩來的指示，要三家書店采用新的斗爭方式，把書店劃分為三條戰(zhàn)線，以避免遭受重大損失。即除了利用原有公開招牌繼續(xù)工作為第一線外，還采取或搞副業(yè)以補正業(yè)，或和其他出版業(yè)合作，建立新的機構為第二、三線。為此，黃洛峰除重整讀社原有業(yè)務之外，又積極抓了第二、三線的建設工作。譬如：派劉少卿、陸良才到桂林開設文具公司；派范用到桂林開展出版工作；將昆明分社改為金碧文具店；倪子明、張漢清、劉遜夫在曲江開辦中南圖書文具公司；汪錫林在重慶主持自強出版社；同時投資立信會計圖書社。鄭權在重慶以“義聚公”字號的名義，做桐油、煙葉、曲酒等生意。為了克服紙張的困難，黃洛峰還和《新華日報》經理熊瑾可合作舉辦“文華紙行”，在四川的樂山、大竹采購紙張，運往重慶使用和出售。因為黃洛峰經營有方，所以紙張源源不斷運到重慶，緩解了戰(zhàn)時兩家的用紙印刷，并且還解決了同行的紙張困難。

抗戰(zhàn)勝利前，在中共南方局的領導下，為適應新的斗爭形勢，黃洛峰會同生活、新知及上海雜志公司等同業(yè)，在重慶組織了出版業(yè)的統(tǒng)一戰(zhàn)線組織——新出版業(yè)聯(lián)合總處。黃洛峰任董事長，張靜廬任經理，下設聯(lián)營書店，在團結同業(yè)、密切同業(yè)關系、搞好出版工作方面作出了很大貢獻。

抗戰(zhàn)勝利后，為迎接出版事業(yè)的大發(fā)展，根據黨的指示，生活、讀社、新知三家書店于1945年10月在重慶組成三聯(lián)書店，決定今后新書刊統(tǒng)一出版，重版書仍由三家自印，發(fā)行業(yè)務聯(lián)合一致，門市部分別經營，使得重慶的出版事業(yè)蓬勃發(fā)展。與此同時，黃洛峰還負責團結黨外人士及恢復救國會，出版了民盟的機關報，以及組織重慶各界慶祝政協(xié)會議成功召開等活動。由于國民黨撕毀了《雙十協(xié)定》，發(fā)動內戰(zhàn)，黃洛峰在與國民黨反動派展開斗爭中，又做出了許許多多的工作，在較場口事件中，他領導了讀社、生活、新知的同志們，在護衛(wèi)民主人士如沈鈞儒、郭沫若、李公樸等人的安全時，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。

1946年12月，博古從延安帶來一批解放社的紙型和樣本，其中有《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》《科學歷史觀教程》等，當即由萬國鈞帶到上海出版。同月，讀社總社遷往上海，重慶讀社的工作就此畫上句號。

讀社出版書刊的意義

讀社出版書刊，總是以配合政治形勢，完成黨的任務為目的。

抗戰(zhàn)時期，讀社出版的書刊，不僅滿足了廣大讀者的閱讀生活，而且完成了黨交給的發(fā)展出版業(yè)的任務，為抗日民族統(tǒng)一戰(zhàn)線思想的形成貢獻了力量。讀社在國統(tǒng)區(qū)發(fā)展了革命的出版事業(yè)，在黨的領導之下，向國民黨統(tǒng)治區(qū)域及香港的讀者，宣傳了馬列主義、毛澤東思想和黨在各個時期的政治主張。

譬如，讀社配合中共領導的工人運動，出版了《資本論》。在讀社極其艱苦的環(huán)境下，黃洛峰、艾思奇、鄭易里就有分期逐步出版《馬恩全集》的長遠計劃。其中第一部大部頭的書，就是郭大力、王亞南合譯的《資本論》全譯本。當時，無論從惡劣的政治形勢還是從社里的經濟困難來看，出版這部“大書”（大家習慣稱《資本論》為“大書”，打電報也稱“大書”，以便安全），都要冒極大的風險。為了支持郭大力、王亞南二人的工作，讀社從流動資金中擠出一部分資金支付他們的版稅預付金。讀社內遷漢口后，郭大力在江西老家埋頭苦譯，盡管讀社資金周轉困難，版稅預付金仍由總社按月寄出不誤?！按髸弊g完發(fā)排時，在漢口的黃洛峰和上海的鄭易里，二人曾就版本的豎排橫排及采用老五號鉛字的優(yōu)缺點等問題，不斷以函電往來，進行磋商，甚至發(fā)生過多次很大的爭論。由此可見，讀社為了出版革命理論書籍，傳播馬列主義，關心工運斗爭和讀者利益，傾注了全部的精力和財力。

（作者胡平原 系重慶市政府文史研究館特約研究員）